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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行政审批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已成为生产力发展和政府更好履行职能的体制性障碍，因此迫切需要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

因此，如何判断宪法收缩的界限——或者说宪法控制的基本任务，就是问题的关键。应当说，守住以上三条底线是宪法控制功能的要件，也是宪法收缩的边界。

收缩的停止线在哪里？哪些内容可以收缩，哪些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引入维护底线的宪法的理念，那就是宪法收缩并不是无底线的，宪法对改革的支持同样是有高线的。实际上，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已经有所体现。焦洪昌、叶远涛：《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0-16页。[34]这在制度上也会有所反映。宪法收缩有其边界，这就是宪法控制所维护的底线，既包括成文宪法的权威性，也包括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宪价值，以及宪法确立的民主形式。

这表明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积极意义。罗文斯坦区分语义宪法、名义宪法和规范宪法，既是说明宪法的类型，也是说明政治的实然，并由此确定宪法秩序的类型状态，统治类型不能单纯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和技术来鉴别。第四，政治宪法学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的视觉偏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在方法论上受制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因果性问题的制约有关。

在自创生概念的基础上，马图拉纳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耦合的概念。全社会对政治系统提出的这三个要求，通过政治系统内部进一步分化出来的三个子系统来贯彻与执行：公共舆论、最高决策权和理性官僚制。宾凯：法律自创生机制：隐藏与展开悖论，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此时，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分权的概念，都被看作是对主权的挑战，也是对秩序的挑战，因此是不可容忍的。

[52] 大脑与外部环境的例子，仅仅是指单个自创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90]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8(1992). [91] 关于社会学启蒙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参见Niklas Luhmann,Soziale Aufklärung, in 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 ,6. Auflage, Westdeutscher Verlag,1991,S66-91. 作者简介：泮伟江，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信息的本质是，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对某种可能性的选择所带来的惊讶效果。对此，参见：Niklas Luhmann,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2(1),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6-37(1977). [59]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70. [60] 例如，2002年的非典危机及其处理就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一个例子。[28] 洛克与孟德斯鸠通过将最高权力予以分解，形成制约与平衡结构的设想，就是着眼限制主权的恣意性以保护个体的自由。[9]系统论宪法学将宪法看作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结构耦合，因此同时相当精确地说明了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不像规范宪法学那样否认宪法的政治性，同时也不像政治宪法学那样，用宪法的政治性吸纳宪法的法律性，而是将二者看作是既相互分立平行，又互相利用和依赖的复杂关系。

耦合是一个控制论术语，强调两个要素之间非必然的选择关系。在现代宪法理论中，立法者/主权者被看作是一种法律建构的职位或者机构，以区别于具体履行该职务的任何实体性的个人。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同时这个生产网络又以自身所生产的这些组成部分作为进一步再生产的基础，如此构成了一种运作的递归性（Rekursivitaet）。

同时，该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观察，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如何可能共同演化，形成一种结构漂移的效果。[19]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3] 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13] Niklas Luhmann, Verfassung als evolutionäre Errungenschaft,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9, S199. [14]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39. [15] 参见洪涛：《逻各斯与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6]就此而言，法律既限制了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可能性及其效能。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再从市场经济中直接获取信息，而是通过失业率、货币兑换率、经济增长率、消费总量等宏观数据来对经济系统进行观察和判断。因此，主权的绝对性，来源于立约的神圣性。就此而言，耦合意味着一种区分，即系统之内侧与外侧的区分：内侧包含着对刺激的承认，而外侧则保持对环境的冷漠。Sehe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68-481; Niklas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002,S388-392. [67]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52-468 [68] Sehe Niklas Luhmann，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 ,4. Auflage，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04. [69] 泮伟江：法学的社会学启蒙，载《读书》2013年第12期，第57页。

宪法的成熟，不过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两个共同演化之系统同时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的，一类是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的。

卢曼早期关于政治宪法的理解，参见：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I）, Der Staat, Vol. 12, No. 1 ,2(1973), pp. 1-22,pp.165-182. [8] Niklas Luhmann,Two sides of the State Founded on Law , in Niklas Luhman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de Gruyter,1990,p196. [9] 系统论宪法学之所以称呼自己为宪法学，主要是基于国内法律论辩中形成了各种习惯性表达的尊重：例如社科法学、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社会理论法学等。政治宪法学强调宪法学的政治优先性，规范宪法学则注重宪法的法律优先性。

[1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页。政治最高决策权对这些议题做出决断后，政治系统还必须保证能够执行这些最高决定。

[41] [德]Georg kneer、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引论》，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65页。此种创造性的模糊并非是宪法的缺陷与无能，而恰恰是宪法这个装置高明的地方。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结构耦合的关系。与此相对，政治宪法学虽然并不否认宪法的法律属性，但认为在法律属性之外，宪法还具有政治属性，并且，宪法的政治属性比宪法的法律属性更为根本，因此，对宪法之政治属性的理解，构成了我们理解宪法法律属性的基础与前提。

这就使得法律系统对其外部环境进行包容和排斥。[30]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74] Niklas Luhmann, Ends, Domination, and System, in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1. [75] Niklas Luhmann, Macht,3. Auflage, Lucius Lucius Verlagsgesellschaft,2003,S4-18. [76]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那么该婴儿的心理系统就无法充分发育起来，而更类似于动物。

[10]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44]借助于格雷格里#822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亚什比(Ashby)、福斯特（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成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不仅生物系统是自创生的，并且人类的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是自创生的。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创造法律是不可能的，立法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发现法律，立法与司法是没有区别的。历史上，英国的议会既承担立法的职能，也承担司法的职能。就此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除了共享共振性事件发生的客观时间之外，又各自拥有自己的内时间意识：不同系统回应刺激的速度，既依赖于不同系统各自的结构，同时也因此依赖于系统各自的历史。本文试图综合卢曼相关著述的整体，并基于中国宪法学的历史处境与现实，对该问题做一个贯通性的研究。

[35]例如，从社会分化的逻辑来看，现代宪法的权力分立理论取代了古代政治混合政体理论，恰恰是政治系统政治与行政系统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与反映。[15]正是在这样一种宇宙论基础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才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城邦的政治秩序与个人灵魂的秩序之间建立了类似大字与小字之间的对应关系。

[18]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一个是神学的规范性来源，借用的是基督教神学中上帝主权的绝对性，乃是中世纪教权与皇权，以及世俗君主与皇权斗争的历史效果。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A.a.O., S197. [24] Niklas Luhmann, Politische Soziologie, Suhrkamp Verlag 2010,S40. [25]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